扶贫不能排排坐分果果（话说新农村）

　　没有滥大街的网络段子，没有溜须拍马的“主旋律”，没有装腔作势的撒娇卖萌，没有矫揉做作的煽情，没有挖苦讽刺的毒舌，也不拿弱势人群开涮。越纯粹的东西，就越能永恒。

　　01

　　1985年，在陈佩斯的第二个春晚小品《拍电影》中，朱时茂借导演身份说戏的机会，描述了他搭档的那张脸：“说句心里话，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太好看，焦点要注意啊，不要对着鼻子上。对着鼻子眼睛可就看不清楚了，因为他的眼睛和鼻子的距离比较远。”

　　与“浓眉大眼”的朱时茂相比，陈佩斯的外形与典型的共和国审美，实在距离太远。19岁那年，就是因为这张脸，他报考北京军区文工团、总政歌舞团都落选了。

　　考官说，这样的脸，在河南河北一抓一大把。

　　要不是后来八一电影厂为了专招“反派”演员，陈佩斯恐怕还是没机会进入演艺行——1990年春晚小品《主角与配角》，“主角”朱时茂语重心长说了一句：佩斯啊，你太不了解你的长处了，你这形象，演个小偷小摸地痞流氓，都不用化妆，往那儿一戳就行。这句话不是瞎编的，十几年前陈佩斯考进八一厂，这是考官的心里话。

　　司令、政委、八路军演不了，雷锋、董存瑞、杨子荣更演不了，陈佩斯只能走喜剧路线。

　　这也是父亲陈强（1918-2012）希望的——在强调文艺教化宣传功能的毛泽东时代，与陈家这张祖传“坏人脸”相伴的，是无数潜在的政治风险。尽管是有口皆碑的老好人，但就是因为塑造了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两大顶级反派：黄世仁与南霸天，1957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，陈强从来没能逃脱。

　　理由很充分：“如果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，你演的坏人怎么那么像？！”

　　相比起来，演喜剧，哪怕戏份不多，总归是比较安全的。

　　周星驰说过一句话：我拍了那么多悲剧，可你们都以为那是喜剧。真正的喜剧人，内心都是相通的。

　　02

　　1984年，陈佩斯第一次上春晚。

　　所有的道具只有四个：一张电镀椅子、一个塑料桶、一只空碗、一双筷子。所有的情节只有一个：吃面条。

　　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五分钟的小品，让陈佩斯一炮而红。

　　可是当初最先传来的，却是文艺界的反对声。有文联的老领导看完陈佩斯的表演，只留下“啧啧”两声；更激烈一点的声音是：怎么能这样，春晚的舞台上怎么能出现这些没意义的玩意儿。

　　在每一个作品都被要求承载着教化功能的时代，陈佩斯的这个小品显得太另类了，在主流艺术界眼中，陈佩斯和朱时茂一度成了“堕落”的标志。——那是八十年代早期，浩浩荡荡的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”刚刚过去几个月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在舞台上引起观众“没有教育意义的笑”是不被允许的。

　　但是观众爱看啊！

　　陈佩斯后来回忆，彩排的时候，有的人笑得掉到椅子下面去。有的人看了四五遍，正式演出当天依然笑得前仰后合——那个时候没有带头领掌的，没有带头发笑的，所有的笑都发自内心。

　　《吃面条》将久违的酣畅笑声还给了大家，人们内心压抑已久的情感，在相聚团圆的除夕之夜像开闸洪流，倾泻而出。“中国人老百姓太苦了，太需要痛痛快快地笑了！”这是父亲陈强鼓励陈佩斯做喜剧时候总爱说的话。

　　陈佩斯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，“我就要做非常浅层、纯滑稽的东西。我用最低端的技术，同样能使观众开心，这就够了。我不想去教育他们，不想改变意识形态，只希望能给他快乐。”后来有记者问：你的小品和话剧，有没有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。陈佩斯的回答：没有。

　　越纯粹的东西就越永恒，没有过多打上时代的烙印，反而获得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生命力。这也是为什么，时隔三十年，陈佩斯的小品仍然能让我们捧腹大笑的原因。

　　03

　　从《吃面条》开始，陈佩斯和朱时茂将电影拍摄过程搬上舞台重新解构，相继创作出《拍电影》、《胡椒面》、《主角与配角》等春晚小品。

　　他的脸皮厚，心思多，当着人一本正经，转过头一脸奸笑。他的算计失败令我们发笑，他的捉弄成功更令我们快乐，仿佛与我们身上那些不够“高尚”、不够“优秀”的地方心照不宣地打过招呼成了朋友。在观众的哈哈大笑之后，陈佩斯留下的，是一个人生命题。

　　整个八十年代，是中国喜剧的“陈佩斯时代”。在小品之外，他和父亲陈强亲自操刀的“陈小二”系列电影，是“贺岁剧”概念产生和“王朔-冯小刚-葛优”铁三角出现之前真正意义上的“国民喜剧”。

　　有网友评价说，因为了解戏剧理论，又受过比较严格的戏剧舞台训练，对于剧本，人物，表演，对白，形体都有自己深刻的理解，直到被央视封杀，放弃电影、电视转型话剧之前，陈佩斯都是中国电影最好的喜剧艺术大师。

　　04

　　九十年代，经过赵丽蓉和“黄宏-宋丹丹组合”的过渡，春晚小品开始从“陈佩斯时代”走向“赵本山时代”。

　　这个过渡，标志着春晚小品艺术水准的逐步下降和喜剧精神的逐步式微——然而一直下降到最近五年“后赵本山时代”惨不忍睹的境地，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。

　　其实，从1994年到1998年，在陈佩斯和赵本山有过交集的时代，赵本山有过那么几个“批判性”和“情节性”并重的作品：《牛大叔提干》批评铺张浪费、《三鞭子》描写县委书记，特别是《拜年》里那一句“下来了，因为啥呀？腐败啦？”在当年还是有点“振聋发聩”的意思的。

　　到了后来，受制于自身创作能力的不足，赵本山的小品越来越无法摆脱那种拿身份、外貌开玩笑的模式，这预示他走下坡的必然。毕竟，二人转式的舞台表演，语言包袱，外貌冲突都最容易理解，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引起笑声。

　　可是，正是过于追求剧场效果，让赵本山始终停留在二人转的层面，无法走向更高的喜剧舞台模式，后来甚至越来越多的靠油嘴滑舌的“段子”撑场面。确实，这些做法是容易引起笑声，但容易的事情做多了，难的事情谁还愿意花心思？

　　05

　　陈佩斯曾经对记者说，现在的小品演员，“拿不出时间来去认真做小品”。

　　他说，喜剧存在一个价值的判断，一个道德的判断，这个存在于喜剧的艺术形式和观众之间。以糟践残疾人和侮辱别人的生理、智力为乐趣，这些只是先秦时期、奴隶社会俳优和侏儒用自己的残缺来取悦统治者的戏剧形式。现代戏剧都有200多年的历史了，但还有些人用这种原始的、简单的手段去取悦人，如果我们能容忍他，就说明我们的价值判断都出了问题。

　　陈佩斯是不是在说赵本山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反过来看，赵本山的短板，确实正是陈佩斯的长处。论外形的“搞笑”程度，陈佩斯一点不弱于赵本山，但他通常只利用这个外形强化“配角”、“非主流”、“小人物”的身份定位，确定滑稽的戏剧风格，很少拿外形做大文章。

　　陈佩斯喜剧之所以出色，靠的就是在创作结构和表演节奏的把握上，下了大功夫。不依靠语言本身搞笑，而依靠对话和情节推进形成的戏剧冲突。

　　所以知乎上有网友评价：

　　陈佩斯的喜剧，即使换人换地域，哪怕换一种语言表演，只要演员水平够，翻译得当，一样能有良好的喜剧效果。而赵本山的喜剧，别说换种方言，只要不是老赵自己上阵，恐怕就完全变味。他的喜剧，核心价值在他本人身上，很难退居幕后。这是喜剧艺术层面上，陈佩斯受到的评价要高于赵本山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“如果想吃喜剧这碗饭，姿态一定要低。”离开春晚的这些年，陈佩斯经常这样告诫年轻的喜剧演员。

　　“永远能被俯视，是喜剧人的最佳状态，当红了，千万别保镖前呼后拥，这些会在生活上消解自己，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一个喜剧人艺术生命的结束”。

　　不知道他这句话，是不是又暗暗在说赵本山。